1948年，国军军长孙良诚和解放军谈判，问了一个问题：“我在北平西直门还有一些房产，投诚了会不会被没收？”
1949年5月，上海刚解放，军管会便接到了一份沉甸甸的举报。前来的是烈士周镐的遗孀，她辗转数月，终于摸清了一个人的下落——出卖丈夫的元凶、前国民党军长、大汉奸孙良诚，此刻正缩在法租界一幢小洋楼里，守着多年搜刮来的金条细软。
军管会迅速行动，将这位做着富翁梦的昔日军阀从软床上拖了下来，随后押往苏州关押。消息传出，熟知内情的人无不拍手称快。
孙良诚这个人，这辈子几乎把投机和背叛当成了家常便饭。他早年在西北军冯玉祥手下当兵，靠着钻营和打仗不要命慢慢爬了上来。
抗战爆发后，国家山河破碎，他却打起了一本万利的算盘。1942年，他干脆率数万部队在冀鲁豫边区公开投降日寇，转身成了汪伪政权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驻扎苏北一带。
借着这身黄皮，他在北平、天津、上海大肆购置房产，尤其对北平西直门一带的大宅情有独钟，又在多地开办商行，用军用卡车倒卖粮食、棉纱和药品，发足了国难财。老百姓背地里骂他是“三姓家奴”，他全当耳旁风。
日本投降后，孙良诚摇身一变，又通过老关系被国民党收编。他手底下那帮伪军换了个“暂编25师”的番号，他本人也混成了师长，1948年又升任第107军军长，驻防徐州东南。可他心里有数，所谓107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装备破旧，士气涣散，根本经不起硬仗。
淮海战役的炮声一响，解放军的铁钳迅速合拢。1948年11月，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他的部队团团围困在睢宁一带。几次突围都被打退，弹药快见底，伤员躺了一地，孙良诚急得团团转。
其实解放军的地下工作早已渗透进了他的部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特别党员周镐，早就通过副军长王清瀚——另一位秘密党员——多次向孙良诚递话，动员他阵前起义。
可孙良诚迟迟不肯表态，总想着再看一看风向，盘算怎样才最划算。等他终于看清大势时，起义的最佳时机已经溜走，只剩下“放下武器投诚”这一条路。他只好硬着头皮派人联络，请求谈判。
华野二纵五师政委方中铎代表解放军前来受降。谈判桌上，孙良诚表面上还算镇定，实则一脑门子官司。他清楚自己过去的汉奸底子和而今的处境，没资格讨价还价，但有一桩事始终悬在心头。
就在即将签字的那一刻，他忍不住抛出最关心的问题：他在北平西直门置下的那些房产，还有在天津、上海经营的产业，投诚之后会不会被没收。
方中铎给了他一颗定心丸，答复是个人合法财产会得到保障。孙良诚长长舒了口气，紧接着又得寸进尺，说自己还有两匹好马、两名贴身卫士，想继续留在身边。这要求让解放军代表颇感无奈，但为了大局，还是予以通融。孙良诚这才满意地签了字，107军就此放下武器。
投诚之后，解放军方面考虑到孙良诚与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刘汝明同属西北军旧部，多年袍泽，如果能出面做工作，说不准能促成一桩大起义，减少大量伤亡。孙良诚听罢，胸脯拍得震天响，提笔就写了劝降信，还表示愿亲自跑一趟蚌埠。
组织上为示诚意，特意安排周镐、王清瀚与他同行，一来协助联络，二来也算给他铺一条立功赎罪的路。谁也没想到，这个见风使舵的老手刚一踏进刘汝明的司令部，心里那杆秤就又一次歪了。
看着司令部里熟悉的陈设，再想想国民党尚有的半壁江山，孙良诚觉得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他盘算着，与其跟共产党走一条不确定的路，不如趁现在拿两个地下党的人头当投名状，说不定还能再换回一身将校呢制服。
他一转身，便把周镐、王清瀚的真实身份以及此行的策反使命悉数捅给了刘汝明，还添油加醋地形容这两人是共产党伸向第八兵团的关键触角。刘汝明正愁没法向南京邀功，当即翻脸，将周、王二人绑了押往南京。不久，周镐和王清瀚在保密局的酷刑下壮烈牺牲。
孙良诚原以为这次告密能给自己换来条金光大道，可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斤两。刘汝明一转头便把他送到了南京。蒋介石对这个反复无常的货色素来厌恶，只冷冷扔下一句“奸诈反复”，便把他扔进了监狱。
直到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眼看不支，旧日人情网才勉强把他保释出来。走出牢门的孙良诚顾不上别的，揣着多年搜刮的巨额赃款，一头扎进上海小老婆的豪华别墅里，妄想在乱世的夹缝中把命和钱一块儿保住。
然而，历史的审判终究没有漏掉他。上海解放后，周镐的遗孀历经艰辛查清了他的藏身之处，一纸举报递到了军管会。当战士破门而入时，这个曾经手握重兵、反复横跳的投机军阀，终于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
他被押往苏州，经过人民法庭的审理，为自己多年来当汉奸、敛民财、害烈士的桩桩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他一生最看重的那些房产金银，一件也没能替他买回那条烂透了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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